日本政府于2026年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及由首相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这是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次建立的中央集权式情报机构。新机构脱胎于运作多年、职能相对有限的内阁情报调查室（CIRO）,标志着日本情报体制迎来一次重大改革。自1945年战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解散日本旧有的情报与宪兵体系以来,日本一直缺乏一个具备跨部门统筹协调权力的中央情报机构,这种“情报分散”的状态持续了八十余年。首相官邸当天还同步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由高市早苗亲自主持。安全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此次改革是东京强化地区防御能力、进一步巩固与美国等西方盟国关系的信号,而这一举措正是在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被日本视为日益上升的地区安全威胁的背景下推进的。
根据日本国会今年5月通过的相关法律,新体制设立了两层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其他九名内阁大臣,负责统筹情报政策、担当“中央指挥部”角色,并与既有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相互衔接;国家情报局则作为该会议的秘书处和执行机构,负责协调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等多个部门收集到的情报。值得注意的是,新机构被赋予了要求相关部门提交情报的权力,而此前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并不具备这种强制协调的权限,这被视为此次改革的核心变化。
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由原和也出任,他自2023年6月起便担任内阁情报官一职,被视为这场改革中强调延续性的人选。据多家媒体报道,新机构启动时编制约700至730人,预算约为4.07亿美元。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情报体系长期以来分散于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各自收集和分析情报,彼此协调有限,信息往往无法及时互通,曾被澳大利亚驻日大使等人士形容为“几十年来被冻结在原地”,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对外安全环境。
推动此次改革的背景因素之一,是日本近年被曝出已成为俄罗斯间谍活动的“乐园”。《纽约时报》早些时候的一篇调查报道指出,日本已成为俄罗斯情报人员活动的温床,相关漏洞长期未被正视,这一报道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国内对情报体制改革的推动。此外,中国在东海、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持续增强军事活动,朝鲜的导弹试验频率上升,也被日本官员反复提及,视为迫切需要强化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的现实理由。
在盟友合作方面,报道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已就网络防御和防范产业间谍活动向日本提供建议,德国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也曾访问东京,就情报合作议题进行磋商。首相高市早苗强调,设立国家情报局“仅仅是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据日本媒体报道,政府计划在今年秋季之前,于国家情报会议下设立专家委员会,讨论可能提交明年例行国会审议的反间谍法案;未来改革还可能涉及设立一个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英国军情六处（MI6）的独立对外情报机构,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长期目标的时间表可能延伸至2028年前后。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打造属于日本自身的“中央情报局”这一长期构想,或可被视为高市早苗巩固执政地位的“王牌”之一,反映出她希望借助强化情报与防务体制来塑造自身政治遗产的意图。
中国官方对此反应强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此举是其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个“负面动作”,并称日本情报机构历史上曾为该国军国主义扩张和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呼吁日本国会议员“以史为鉴、谨言慎行”;她还指出,日本正以应对所谓对外威胁、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加速推进自身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国军方相关媒体亦将日本新设情报机构与其太空计划相提并论,批评东京正在推动“军备竞赛”,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而这是北京方面在过去一个多月中几乎每天都有相关表态的一场外交争议的一部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认为,日本此举反映出其试图重塑战后安全体制的更广泛努力。
与此同时,这场改革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争议。部分反对党议员及公民团体担忧,新机构权力的扩大可能侵犯公民隐私权,且缺乏足够的民主监督机制;部分批评者将其与二战前日本特别高等警察（“特高”）相类比,担心历史重演。东京也出现了反对该情报立法的抗议活动,示威者警告称这一举动可能令国家重新走向军事化,偏离战后一贯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
这场情报体制改革也被置于日本近年持续扩充防务能力的大背景之下观察。东京近年不断提高国防预算、调整安全战略文件,并加强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联合军事部署与情报共享机制。部分地区安全观察人士指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进一步补足了日本在应对台海局势、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国海空活动方面长期被认为薄弱的情报环节,使其安全政策的“硬实力”与“情报能力”更趋协调。
尽管面临来自中国的地区压力以及日本国内部分舆论的质疑,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本与美国等西方盟国在安全与情报领域的合作并未因此动摇,反而可能随着东京情报能力的提升而进一步深化。国家情报局的设立被视为日本安全政策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步骤,也预示着未来数年日本情报与国防体制可能迎来更多结构性调整。